遵义市的警察来北京办案了。
（上图，我心中神圣的遵义会议 旧址）
关键是，案子涉及到我这个一向循规蹈矩、办事认真的人，这辈子几乎还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。
过去，每当我听到“遵义”两字，便有一股庄严在胸中涌动。
一定要去一次遵义。太向往了！
满满的党国情怀，难以释然。
遵义，这几天在我心中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
从头说起。
虽已退休，总感觉还可以发挥余热，为社会做点什么。如今我从事“赴美上市”辅导工作，协助民营企业，走向纳斯达克。
2022年12月21日，我们与“贵州务川某科技有限公司”冉某董事长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如同遵义会议，胜利的航程已经开启，向着资本市场迈进！
企业上市，主要工作是开展股权融资，企业有了钱，才能做强做大、达到标准后，可以采取SPAC模式，双方合并，特快上市。
最初，合作比较愉快，我夜以继日协助他们策划、编排、修改、完善ＢＰ（商业计划书），经常工作到天亮。BP里包括，为什么是在美国上市？各种上市模式对比,案例，SPAC模式的特点，采取SPAC上市的优势，市值的确定，投资计划，退出渠道，对赌条件，等等，特别是“构树养猪、利国利民”的广告语，都是出于我手。双方马不停蹄路演，开展股权融资。
我在军队工作15年，吃苦耐劳，是基本功。为此，在部队还多次立功受奖。
期间，冉某一直拖欠我方20万元辅导费，他时不时地说“你们这么帮我，我有钱进账，第一时间就支付。”
金额也不大，我们几乎没有催过他。
(上图，冉某微信表述：一定要付款）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在我们的全力配合下，３倍完成融资任务，总额可超2000万元。其中，ＸＸ大厦刘总投资1500万元（百度新闻）。
成功了、进钱了，皆大欢喜。
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冉某拿到董女士的投资款300万元后，突然宣布“不上市了”，其他人投资近2000万元，都不要了，单方撕毁所有《投资合同》、《上市协议》。
2023年7月19日，冉某在《解除协议通知》中表述，过去已经支付给我们的40万元意向金，无需退还；其它的欠款与应付款65万元，不付；应给期权股票，免谈。
（上图，冉某的《解除协议通知》截图）
打比方：如同老板长期欠薪，一直说“有钱进账，立刻支付”。大家齐心协力，终于挣到大钱了，老板把员工全部开除。
冉贤之所以突然宣布“不合作了”，是因为，我们为他所做的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我们策划、共同完成的BP、彩色画册《商业计划书》非常专业实用。他该学的，也已经学到家了。如果继续合作，就要给我们兑现待遇。
突然毁约，双方总要坐下来聊聊吧。
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他多次恶狠狠地说：“如果要钱，就法庭上见。”
说翻脸、就翻脸，欠钱的人，反倒那么狠。
无奈，我们将冉某的公司告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。总得找个说理的地方吧，否则显得太窝囊，上上下下也不好交代。
朝阳法院经过多次审核，已经立案（2023京0105民初77419号）。择日开庭。
问题来了。
当得知我们起诉，冉某便倒打一耙，以我们的“签约公司不存在”为由，说是“合同诈骗”，告到了遵义市务川县公安局，并已立案。不但，不支付欠款65万元，还要我们退回已经支付的辅导费40万元。
理由很邪乎，这就如同，员工们入职时提供的《居民身份证》都是假的，欠你的工资、应付的提成、承诺的奖金，都不给了；过去给你们已经支付的工资，都得吐出来。你们提供假证件诈骗，必须坐牢!先刑事、后民事，先把你们抓进去再说。
冉某这一招，够狠毒的。
遵义务川县公安局居然能够作为刑事案件立案，匪夷所思。
原本，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够说理的法院，评评理；他可好，不但要钱，还要我们去坐牢。
3月21日。突然有自称遵义务川的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是“涉嫌合同诈骗”，叫我到公安局配合调查。
北京地盘上的经济纠纷（冉某在北京生活、合同在北京签订、他公司也已迁到了北京、一切业务活动都在北京开展），遵义来警察了？
遵义，多么令人向往的圣地啊！
结缘，竟然是这种形式。
我吃不准对方是真警察，还是假警察。我让自称卢某警官的人加我的微信，将《警官证》视频发来。遭到他的断然拒绝。我更吃不准真假了。
事发突然。
我说出差在外，很忙，回不来。我让我律师主动给卢某警官打了电话，阐明道理，她可以去见面警察并提供材料。还是遭到卢某的拒绝。他不见律师，也不要资料。
卢警官一直打电话叫我去做笔录。开始我侥幸地以为这是冉某设的圈套，纠集社会人员，吓唬我。
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先把他们当真警察对待吧。
于是，我用短信形式提供了我们“签约公司合法存续”、朝阳区法院经核实，完全认可其合法性，并且已经立案的说明。
按理，遵义警察看了短信，特别是知道法院已经立案了，初判“刑事立案”很可能存在瑕疵，应该立刻报告领导，并质问冉某“是不是报假案？”如果确认与事实不符，就要马上启动撤案程序。
办案人员卢某坚持所谓的“办案程序”，一意孤行，还是要我去见面，配合笔录。
几天里，卢某反复来电话，狂轰滥炸，应该、必须、一定要我本人去见面。
我始终搞不明白：办案看的是证据材料，我不方便见面，先由律师带去全套材料，而且，我一再说明，都是我已经盖章签字的文件，先相互沟通一下，有什么坏处呢？难道是怕我们律师提供了证据、辨明了是非，从而违背了你们预先划好的道道儿吗？——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也只能这样认为。
过了几天，卢某警官给我发来一段短信，让我提供四方面的材料。但是，始终不给收件地址，必须我本人送达。
自此，从他们让我提供的内容来看，我分析，应该是真神。
事情的原由，要回到数月前。
冉某发现我们把他起诉到法院了，给我单位发来函件，说是我们合同诈骗，要到北京警方刑事立案。主要理由：我公司是“虚构”的，要求退还他们已经支付的40万元。
无稽之谈，我们没有搭理。
现在我分析，他在北京公安局没能立上案，于是转道他老家遵义，向遵义务川的公安局报案了。奇怪的是，还真立案了。遵义地区确实不敢小瞧。
正是天高皇帝远。
言归正传。
合同“一（一）2”里写得清清楚楚：New Era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（新纪元财富控股有限公司）是在“英属维尔京”成立的，甲方在上市前，冉某本人也必须在“英属维尔京”成立同样性质的公司，再共同合并上市，双方成为“一家人”。我先行一步，在“英属维尔京”成立了这家离岸公司。这是合理、合法、合规、目前存续的公司。公司名称New Era 可以翻译成“新纪元”、“新时代”、“新世纪”，在注册文件上已经标明：“以英文为准”。
在合作前，冉某完全认可我们采用这家最贴切、最合理的公司签约，于是双方才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
现在，冉某说我们的公司“不存在”，那么，公安局具体办案人员，有没有让冉某提供该公司是“虚构”的证据呢？如果没有提供有效证据，公安局是不是应该找中介机构调查核实，辨明真伪呢？
这就奇了怪了——冉某没有提供我公司“不存在”的有效证据，公安局也不去核实公司的真伪，就能立案？
既然是“合同诈骗”，办案人员也得看看合同吧。合同 “四、（二）、5”条款中约定：“乙方（我方）的职责，可由“海口美兰艾基必艾企业管理中心”“共同承担”。白纸黑字，一目了然。之所以我们在合同里提供海口公司“共同承担职责”，就是为了消除你冉某的顾虑，一旦出现经济纠纷，可由我们国内公司承担责任。
立案时不看合同，是不可思议的。
即使冉某不提供我方公司“不存在”的证据，公安也不调查我们境外公司“新纪元”的真伪，那么，我们海口公司也是执行合同的主体，我们并没有逃避合同约定的责任，又怎么能说是“合同诈骗”呢？
再比方：一家公司在招聘员工签订《入职合同》时，新聘员工既提供了《护照》，也提供了《居民身份证》。公司长期拖欠员工工资，公司进钱了，该补发工资、该兑现业务提成、发奖金了，皆大欢喜。老板突然说;因为吃不准员工入职时提供的护照真假，于是报警，说是合同诈骗，要抓员工。警察不去调查核实护照的真伪也罢，老板承认员工的《居民身份证》是真的，警察反倒视而不见，仍然强势要求对员工调查取证。
还有，合同最后表述：出现争议，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法院诉讼。你们警察立案时还是没有看合同吗？冉某口口声声说“法院见”，现在可以在法院见了，并没有违背你冉某的意愿。如果法院庭审时发现如同你冉某说的系“合同诈骗”，法院也可移送公安。现在公安不问青红皂白，无端插一杠子，干什么呢？关键是，没有理、没有据。
如果警察不看合同，就能定性涉嫌“合同诈骗”，是不是把法律当儿戏？
我真怀疑是喝醉了酒，拍脑门立的案。
我总感到，警察的行为，是违反公安部《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、违法抓人、为一方追款讨债通知》精神的。问题是，彻底搞拧了，是你冉某欠我们的钱不给。
冉某的报案还有几条理由，比如，他说我们单位只给他们做了2次路演。实际情况是，最少做了7次。我们证据里都有每次路演的时间地点、参加人员，而且，参会者80%是我们邀请来的专家、学者、投资人、金融界领导。
警察应该问一下冉某：既然是“融资上市”，那么，融资结果怎么样呢？进钱了没有？如果冉某说效果“不理想”。那么，你们公安人员也不能信以为真，应该花几分钟时间，在网上搜一搜——很多新闻，完全可以说明问题。能在“百度”收到的新闻就有：冉某公司成功融资1500万元。其中的这一笔，就超额２倍完成了融资任务。新闻报道里，图文并茂，签订《投资协议》现场的新闻照片里显示，我们都在其中。
（上图。新闻截图，本人右起四、冉某左起四。百度里有很多长篇报道：成功融资1500万元）
查实这一点，也能初步认定，冉某在“报假案”。
冉某报假案，还有一条理由，比如他说，我们单位没有做什么工作。
事实是，我们为冉某公司上市融资的辅导工作所形成的文字材料，足有数万字，作为《成功案例》，我们装订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籍。警察只要翻翻冉某与我们的聊天记录，就能一目了然。
（下图，我方给冉某公司《辅导上市》形成的文字书籍）。
再有，董女士给冉某公司投资300万元的资金，已经到位。
（下图，董女士在工商局已经变更为了公司股东）。
不是一直强调“程序”吗？
我真不知道遵义务川警察立案时，是什么个工作程序？
换一个正常办案的人，在冉某报案时，定要知会：我们慎重地提醒你冉某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报假案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“虚假报案”涉嫌“诬告陷害罪”和“敲诈勒索罪”，如果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要判你三年五年、十年八年。如果我们支持你冉某，动用公权力立错了案，我们警察也会吃不了兜着走。
你们还应该把以下内容告诉冉某：
“虚假报案”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，后果非常严重。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三条，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行为，如果情节严重，可能会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若造成严重后果，则可能被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还有，也要告诉他构成“敲诈勒索罪”的要件。
1、行为人实施了采用威胁、要挟、恫吓等手段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。
2、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以及他人的人身权利，或者其他权益。
3、行为人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。
4、在主观方面，表现为直接故意，且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。
你们警示冉某“注意”了吗？如果没有，就是失职；如果同流合污，就是同罪。
很简单，只要遵义警察严肃地提请冉某注意利害关系，他就不敢造次。
再者，既然涉及“合同诈骗”，如果办案人员稍加认真看看合同，多问冉某几个问题，多在外围调查一下，便能发现冉某报案理由是漏洞百出的。这就要进一步提醒冉某“报假案”的严重后果，就不至于搞成如此动静来。
我敢断定，从目前发生的情况看，遵义务川的办案警察，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合同，更没有尽到责任！从造成的后果来看，应该是支持冉某“报假案”的，说不定还给予了冉某在法律知识、手段使用，等等方面的点拨。
以上说的是“草率立案”，再说说“无理办案”。
我们强烈要求卢某警官提供所住宾馆的地址，我律师要提交全部证据。但他始终不愿意告诉地址，不愿意见律师，也拒绝我们提供证据资料，倒是对我“这个人”的到位，特别重视，一直要求“见面笔录”。他们强调的是所谓“办案程序”。
既然你们猴儿急，我就建议先视频问询，我可以展示身份证。但是，他们只是要求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，必须见面！
僵持不下。
直到第3天（3月23日中午），他们才发来了宾馆地址。我律师当即给他们快递了相关证据资料。
此前，警察用短信形式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。而我律师在提供的第一批证据资料中，就涉及了７个方面的问题。我们是积极主动配合的。
不管是每次通电话，还是发短信，我都明确表述：你们警方还需要了解什么方面的问题，我会让律师马上提供资料。
为了指出他们办案的荒谬，我对卢某警官打比方说：有一对夫妇，没有生孩子，当然就没有孩子的《出生证》。夫妻俩去给一个“不存在”的孩子办理户口，民政部门当然不能给办。我提请卢某想想：我们的公司如果“不存在”，朝阳法院能给我们立案吗？
可悲的是，卢某不认可我的观点，仍然要求必须当面做笔录：“这是程序”，不等我说完，就立刻挂断电话。
卢某又打电话来了，还是要我去见面。
为了进一步指出他们办案的荒谬，我又给他打比方说：冉某如果检举我杀死了一个人，你们也立案了。当你们发现这个“死者”安然无恙，你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认定是报错案了？也立错案了？是不是应该办理“撤案”？是不是应该马上联系冉某，让他承担诬告责任？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走“杀人案”的办案程序，死缠烂打，要我这个不是杀人犯的人，做笔录呢？为什么不走冉某涉嫌“诬告陷害”的办案程序？
可悲的是，卢某绝对不认可我的观点，仍然强调，必须来做笔录：“这是程序”。不等我说完，就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我之所以不敢面见警方，是有前车之鉴和心里阴影的。说来惊心动魄：
我单位刘总与宁夏一个开发商合作，协助他们融资。过程中，刘总发现对方夫妻俩每人都有多张《居民身份证》，企查查“风险提示”近百条，是“限高人员”，特别是他们还涉及多起经济案、刑事案。于是，我们刘总计划不与他们合作了。双方正在协商善后事宜的阶段，自称交通警的人打电话给刘总，说是“有人套用你的汽车牌照”，让刘总到北京站去处理。刘总到了北京站，立刻被铐走了，把他抓走的第二天，警方又在网上发出《通缉令》。刘总天天正常上班，根本不属于“应当逮捕，正在潜逃”的罪犯；再说，人已到位，还满世界通缉他，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
一周后，刘总从银川回到了北京。我们为他接风、洗尘、压惊。刘总对大家说：几乎每天都带着手铐，在火车上还带着脚镣，好像抓到了重案犯。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，尊严荡然无存。在宁夏，办案过程更是夸张。而且，根本不讲“合同条款”、不讲双方的“协商过程”。无奈，刘总只好签字画押，通知本单位向当地公安局打款近300万元，还要兑付我们上市公司一定数额的期权给对方。只涉及200多万元的案子，我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刘总还领回了一个“取保候审”的头衔。此后，《取保候审》数年里不给取消，出差出国、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，单位声誉一落千丈，业务挫败。
这是在刘总送孩子的途中发生的抓捕行为，当时，刘总被按住后大喊：不要当着孩子的面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。警察全然不顾，孩子哇哇直哭。刘总与孩子特亲，多年来，总是对孩子说，当时，爸爸配合拍电影呢。刘总告诉我，孩子虽小，明白就里，不吭声，心里一直有阴影，非常可怜。我问刘总：你堂堂内蒙古人，平时挺男子汉的，到了银川怎么就签字画押了呢？多悲催啊。刘总摇摇头：那个阵仗，没有不服的。后来刘总开始起诉宁夏相关单位，也包括执法部门，前后历经4年左右。官司是打赢了，钱要不回来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牵扯的精力，浪费的人力、财力更是无可计量。
大家设身处地想想，我能轻易去面对遵义警察吗？
显而易见，遵义务川警方不管是立案，还是办案，连最基本的“道理”都讲不通，也不符合“道德”的准则。
任何法律都是建立在“道理”与“道德”基础上的。
道理，是法律的基石；法律，是道德的底线。
对那些违背道德的恶意伤人，不符合道理的胡编乱造的现象，警方不但不去制止，还要帮他装扮成受害者，还能立案查处真正的受害者，在道理上是很难讲通的。即便是一个普通老农民、法盲，也能轻易识破。我们的警察就不明白这些最最浅显的“道理”吗？当然明白。不能服人的歪理邪说、违法违规的执法过程，这一切不正常的举措，应该就是他们为虎作伥，共同分赃的手段。
目前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，很大程度上是执法人员思想出了问题，立场出了问题，也就不能代表党、代表人民把握好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办案、执法就不符合最起码的道理和道德，如果当事老百姓不服，就会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。生活在底层的人们，虽然明白道理，但是在无良执法人员面前，讲不出法理上的所以然，有理讲不通，有冤无处伸，很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，甚至导致极端、恶性的事件发生。我们政府的各级领导，特别是公检法部门，绝对不可掉以轻心。
再说说卢某警官。随着我们提供证据的完善、详实，他已经讲不出最基本的道理了，仍然一再表示：你一定要来做笔录，否则我们回去没有办法向领导交代，领导是要批评我们的。甚至说，没有你的笔录，我们出差的路费都要自己掏。
在卢某警察的心目中，只有上级、没有民众，更没有“道理”、“道德”可言。无视受害人的冤屈。
明明知道情况变了，原来的认定错了，导致的计划也错了，那也要按照错误的既定方向走下去。
如果是唯领导是从，不管对错，眼睛只向上看，领导的话都是圣旨，那么，我党的宗旨呢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？
情况都在变化，我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，我们的计划也要不断调整。不变，一意孤行，我感觉别有用心。
我绝不认为贫困山里的人，思想僵化，特别是警察；我也不认为边远地区的人，唯命是从，特别是警察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深切感受到：公权力的滥用，振振有词的“走程序”，有多么可怕！
现在的情况是，冉某完完全全是报的假案，这一点，你们遵义务川公安的相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而你们继续要我“到位”，我完全可以这样推理：警方的原计划是要把我带到遵义务川的，现在发现情况不妙，出入太大，我又迟迟不配合、不露面，但是警方仍然坚持错误，必须带人，必须做成铁案，否则相关的公安人员全都麻烦。
如果警方认为这是我的多虑，那么请问，你们怎么立的案？漏洞百出，能随便立案吗？如果错误立案不是故意的，而是因疏忽存有瑕疵，那么，你卢某警官是来北京调查了解、收集证据的，就要努力搞清事实真相，你为什么始终对我们主动递交材料，非常反感？迟迟不给我们提供宾馆地址？为什么对我律师要求见面，一再推脱、始终不见，而是强烈要求我本人“到位”？当你收到了我们那么多的证据资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难道还没有发现立案存在问题吗？如果你发现了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向领导汇报？如果汇报了，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与纠错的观点，提请领导调整思路、改变计划，那么，领导是怎么表态的？是让你一错到底吗？你满脑子都是“领导的安排”、“要向领导好交代”，再请问，虚假已经暴露，事实已经澄清，你领导私下里又交代你什么了？向你布置什么任务了？准备对我采取什么措施？
我迟迟不到位，从卢某警官越来越急的情绪上看，我感觉务川公安相关领导心里也麻爪儿了，只能一错到底，按照原定计划，必须立刻把我带到位，这样才能做成铁案。
——我只能这样推断。
我估计，这些办案警察，根本就不想了解我们与冉某公司的合作项目是什么内容：我们作为SPAC上市“壳”公司的投资与发起者，已经事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立有上市“壳”公司。冉某企业在我们的辅导下，只要符合了最基本的条件，按照合同约定，2024年，双方就可合并，在纳斯达克主板上市。这样，可给务川县增加巨款外商投资，并为务川县带来就业机会与标杆效应。对于遵义来说，这等好事，你们警方为什么不劝导冉某继续执行合同，为遵义地区的招商引资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？
我并不认为公安人员专业能力不足、办案水平低下、思想意识落后、工作粗制滥造，我完全有理由推测，一开始就有警察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利用公权力在精心策划，为不法之徒张目，陷害无故良民，破坏营商环境，存在有损害公信力、损害政府形象、破坏经济发展的渎职行为，并且，使务川县失去了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。
我在与卢某警官通电话、发短信的过程中，一直强调：你们要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。卢某根本不听这些，只是反复说：没有你的笔录，回去不好交代，领导会批评的。那么，我可以反过来想，如果你把我带到遵义，做成铁案，领导就会表彰你了吧？
细思极恐！
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警察到北京的第六天，单位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帮贵州的警察来找你。我问：来了几个？回答：“多着呢，一共有6-7个吧，好像还有派出所的警察。他们都在会议室，找单位人员谈话呢，警察还让我们写材料。”
有祸躲不过。
警察来了！给我们外交公寓、给我们这层楼、给我们单位、给我个人，会造成什么印象？什么影响？什么后果？会怎么议论？你们应该能够体会到吧？
——
“这个小区，犯罪率比较高，很危险；”
“这层楼，，一帮一帮警察，经常来；”
“这个单位，诈骗团伙，特恐怖；”
“这个人，不能合作，警察老来找他。”
我几天不去上班，突然警察来了，单位人又怎么想？
我在本单位工作16年，好在大家对我有一个基本评判：为人谦让随和，办事合理合规，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，因此，大家对我敬重有加。
如果换了另一个单位、平时不太地道的什么领导，大批警察上门，点名找他，他们内部人员会怎么看呢？
——
“哦，原来是犯了案，躲出去了。”
“平时张牙舞爪的，这下完蛋了吧？天打五雷轰的，该！”
“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总会被抓回来的，牢底坐穿！”
如果是一个相对好的领导，也被警察找上门了，又可能会怎么被议论呢？
——
“平时人模狗样儿的，骨子里坏着呢。”
“这个人特阴，把我们糊弄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下暴露了吧。”
“躲，能躲到哪儿去啊？天罗地网。”
警察代表法律，代表正义，有这些舆论，都很正常。你们办案人员的动作对当事人造成的负面影响，是长期的。
即使，搞错了，没事了，大家也会说：“花了很多钱，才摆平的”。
受害了，有口难辩？以后怎么做人?
这些天，我一直在寻思一个问题：
遵义的党在哪里?
党委书记在干什么？
请问：作为遵义市委书记的李睿同志、务川县委书记的邹家文同志，公检法是你们最重要的基本队伍，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是社会公平、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们作为本地的最高领导，是怎么教育、管理、指挥公检法队伍的？我认为，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案子，出现那么多大问题，绝对不是个案！从这件在你们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上，我完全可以这样推测：你们地区、你们县里，存在着的滥用职权、滥用公权力，为坏人账目，置老百姓于水火的现象。你们是不是熟视无睹？你们的“近卫兵”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无视法理，如此张狂，居然敢搞到北京人头上，可想而知，你们本地的平头百姓，如果碰到类似所谓的案件，还有什么活路？让他们怎么相信党、依靠党？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，即使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也得在道理上说得通、面子上过得去吧。如果不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，又怎能推动经济发展？老百姓又怎么能够过上不担惊受怕，舒心的日子？不管好公检法，一切都是白搭，领导干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。维护司法公正的意义，你们二位比谁都清楚，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希望你们能够亲自过问此事，不要让相关办案人员糊弄你们，逍遥法外，我也不是好糊弄的。你们如果发现有利益（包括预期）方面的输送、损害公信力的渎职，定要抓住典型，严肃处理，教育队伍，维护法律的尊严，维护遵义的美好形象。
你们可能不以为然。设身处地想一想：
如果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一大帮警察或是省纪检监察的人员，到你们办公室来找你李睿书记、或邹家文书记，说是“调查核实做笔录”。你又不在，于是，找你党委的工作人员谈话，了解你的情况，还要马上写出相关材料。这样一来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？可能同样就议论开了——
“来了很多办案人员，专门是找遵义市李睿书记的。”
“他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警方让办公室的人在写有关李睿书记的材料。”
“他这下完了，看来是犯了案，躲出去了。”
“平时衣冠楚楚，嘴上一套一套儿的，特革命，问题大着呢！”
“能躲到哪里去呢？不会逃到国外吧？”
“不好说。逃到国外，也要被通缉回来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该!”
“听说，也有一大帮警察找务川县邹家文书记了。他也不在办公室，好几天没有露面了，也让单位写材料呢。”
“成天正襟危坐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早晚的事，巡视组太厉害了。”
“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总会被抓回来的。等着瞧吧。”
群众的这些舆论是不是很正常？
问题是，你们如果出现类似情况，很好办，第二天在电视上振振有词，露个脸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可没有这种手段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几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骨。
还有，对于你们，可能是一场误会；我可是切切实实被刑事立案的。
换位思考一下吧。
我1976年入党，也算是老党员了，情感深处一直向往着遵义。我生怕这次到了遵义务川，是去坐牢的，晚节不保。
我一向循规蹈矩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按道理，警察叫我，必到!
无奈，我一把年纪，见得太多、听得太多。阅历告诉我：这次不同寻常，不能顺应。
警察说：他们要到河北办案，周四（3月28日）回到北京，还是要我去做笔录。我也曾想以身试法，去见见他们。但又想，人活一张脸，声誉最要紧。万一呢。
周四，警察没有了动静，周五（3月29日15:00）我给徐警官、卢警官主动打了电话。我说我已经回到了北京，问他们是不是还要我见面做笔录？他们说已经回到了贵州，叫我马上到贵州做笔录。我进一步问，你们回去汇报领导后，认为立案错了吗？卢某仍然坚决要我到贵州做笔录，而且，三次挂断我的电话。说话态度极为嚣张。我与徐警官说：现在犯罪嫌疑人主动给你们三番五次打电话，你们可好，推三阻四，不愿意接听，按道理，你们应该不要挂断电话，而且还要没话找话，尽量拖延时间，赶紧定位，让派出所出警，马上来抓我呀。
他们是理屈词穷的。
以时间，换空间。我静观遵义警方能够实事求是、知错就改。更希望对明目张胆的错误立案、违规执法的相关人员，严肃处理。
目前，已有10多家新闻媒体刊发了我这篇“万言书”，也许还有30家、50家媒体将要刊发。我暂时还不想将这件颠倒是非的小案子，冲上热搜，我也按照你们警方的要求，先撤下了《今日头条》一篇。但是，你们如不立刻纠错、撤案、查办，我决定死磕到底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要让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来评评理，监督政府的行为，许多媒体记者等着深入报道、连续报道呢。我要试试看，临了临了能不能为社会进步，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撤了案，我争取尽快到遵义去看看，如果能够荣幸受到相关领导接见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。
聊什么呢? 我想说：你们本身、你们管理的公检法人员，要时常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如何不辱使命、公正执法；如何营造“风清气正”的生态环境，让百姓能有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认同感；如何为贵州、为遵义、为务川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；如何珍爱遵义这块神圣的丰碑，并为她增光添彩。
我还是用签合同时的英文名（ＪＥＦ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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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后续：4月30日10:47，自称是贵州警方的人员打来电话，说是“已经撤案”，反复问我“是不是满意？”我明确回答：“还谈不上满意不满意，我要看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。”）
